国际传播主体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核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主体协同机制，是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的必然要求。构建高效、可持续的国际传播主体协同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中，优化不同主体的功能定位是协同前提，建构稳定良好的协作关系是协同基础，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是协同持续的根本所在，三者相互影响、有机融合，为促成多元国际传播主体形成强大合力提供支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加强重点基地建设，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需要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等多个环节和要素之间具备科学的协同机制，从而实现内在协调性与外部适应性的有机统一。“主体协同是国际协同传播的起点”，传统以政府主体主导的国际传播模式，难以有效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传播格局和形势。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可通过优化角色定位、建构协作关系、强化资源保障等路径，增强国际传播主体的协同效能，以形成强大的国际传播合力。
国际传播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行，首先取决于传播主体的角色定位的明晰与优化。在传统国际传播实践中，传播主体长期呈现出行政色彩浓厚、职能分工固化、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主体之间协同层级模糊、联动弹性有限，难以适应当下国际传播环境中传播场景高度流动的现实需求。随着智能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国际传播格局的深度调整，需要调整、优化政府主体、传媒主体与社会主体三方职能定位，以形成各司其职、并行不悖的战略性力量。
1.方向引领。“只有站稳国家立场，才能保证国际精准传播活动的有效进行。”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以党政部门为代表的政府主体通过对价值立场、叙事基调与议题边界的整体把控，发挥方向引领作用。随着国际传播环境的高度复杂化，多主体参与已成为常态，若缺乏清晰稳定的方向指引，极易在表达立场、议题选择与价值取向上出现分散甚至偏移。政府主体通过明确国家立场、强化价值锚定，为多元主体的表达提供共同遵循，使不同传播行动在内容形态与叙事方式多样化的同时，保持基本方向的一致性。这种“把方向”的功能通过减少具体内容层面的直接介入，转而强化宏观层面的战略引导，从而在协同传播中实现多声部合唱的同时不失主旋律基调。
2.战略制定。在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国际传播体系中，协同并非自然生成，而有赖于清晰的制度安排与规则支撑，“面对国际传播能力不足的挑战，需要从战略高度对国际传播进行设计与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传统以行政指令和临时协调为主的运行方式，难以适应国际传播长期化、常态化的发展需求。这需要从战略高度构建稳定的协同规则体系，明确不同主体在国际传播kaiyun官方登录 开云网址中的功能定位、参与方式与协作边界，将分散的传播行为纳入制度化运行轨道。通过政策引导、机制设计与流程规范，降低多主体协作的制度摩擦成本，增强主体参与的预期。
3.资源统筹。在传统国际传播模式下，政府主体往往通过集中化的内容生产与统一化的传播部署实现对外发声。这一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有效保障了传播方向的统一性与权威性。“在当今世界，随着国际传播主体的传播手段更为高明、传播客体的媒介素养更为深厚，政府早已不应是国际传播中传媒的唯一背景，也不见得是最重要的主体身份。”因此在主体功能转型背景下，政府主体的职能重心需要向统筹者转变，更多体现在对资源、平台与节奏的整体协调上。通过搭建跨部门、跨层级、跨主体的国际传播协同平台，将内容资源、传播渠道、数据支持与技术能力纳入统一调度体系，不仅有助于减少重复建设，也使国际传播在时间安排、议题推进与传播节奏上形成整体联动，维护系统运行的秩序与效率。
1.战略实施。在国际传播多元主体体系中，主流媒体、传播机构、文化平台及具备国际化运作经验的组织是“作为国际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传播媒介”，构成连接宏观战略与具体实践的传媒主体。相较于政府主体侧重方向引领与制度统筹，传媒主体直接负责内容生产、传播实施等环节，是国际传播前线最直接的力量。在传统国际传播实践中，传媒主体往往被置于执行链条的末端，更多承担按图索骥式的传播任务，难以在协同结构中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在国际传播主体功能转型的背景下，传播主体的角色定位应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承接，通过对传播任务的细化分解与路径设计，将宏观目标转化为可操作、可持续的传播行为，使国际传播不止停留在战略层面的部署，而能够在具体场景中落地。
2.枢纽连接。在多元传播主体并行参与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协同能否顺畅运行，取决于是否存在能够连接不同层级与不同主体的关键节点。传媒主体正是通过其平台化与专业化优势，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既与政府主体保持战略对接，确保传播行动不偏离整体方向，又通过与技术平台、海外传播节点等的协作，推动传播资源、信息与能力有序流动。由此，传媒主体使国际传播协同从简单分工走向网络化协作，避免不同主体各自为战所带来的效能损耗。
3.资源转化。传媒主体的显著特征在于其掌握着相对成熟的传播平台与专业化的信息生产与传播能力。这些平台既包括媒介资源、内容分发渠道，也包括项目运作机制、技术支持体系与跨文化协作网络。通过平台化运作，传媒主体能够将分散的内容资源、传播渠道与技术能力进行整合，实现从信息生产到传播反馈的系统运行。通过专业判断与创意转化，将统一的价值目标转译为更具传播效率与文化适应性的表达形态。这种能力转化使宏观叙事能够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从而提升国际传播的精准度与有效性。
1.日常交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认为：“许多社群的人们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对某些资源系统成功地实行了适度治理。”其观点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国际传播主体协同机制的建立，不能单纯依赖政府和媒介，社会组织、企业及普通个体等组成的社会力量同样十分重要。他们在具体生动的国际交流交往场景中，具备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在地民众的传播优势，并能广泛融入国际传播的日常和经常。相较于官方传播的宏大叙事与立场表达，社会主体往往通过具体经验、个体故事与日常情境，推动国家形象、民族形象在细微处被感知和理解，通过规模化参与与持续性表达，显著扩展国际传播的覆盖范围与情感渗透力，使国家形象得以在多样社会场景中自然呈现。
2.生态维系。在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单一主体主导的传播体系极易受到突发事件、舆论反转或外部干预的集中冲击，而社会主体的广泛分布与多点发声特征，使国际传播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结构形态，有助于分散传播风险，避免话语权高度集中所带来的系统脆弱性。与此同时，社会主体并不以明确的政治身份介入国际传播，其表达方式更具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冲国际传播中的对立张力，降低话语对抗的显性强度，使相关议题得以在更为温和的舆论空间中持续展开。此外，社会主体通过长期、低强度但高频次的参与，维系着国际传播的基本生态，使传播不完全依赖重大事件或集中行动而存在，从而增强整体传播体系在长期运行中的稳定性。这种在风险分散、张力调节与生态维持层面的功能，使社会主体成为国际传播协同机制中不可替代的结构性力量。
3.在地传播。“海外侨胞具有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力军。”海外华人华侨、当地文化中介、本土创作者、国际意见领袖等知华友华的群体，长期生活和工作于目标传播环境之中，熟悉当地社会结构、文化习惯与舆论逻辑，是连接中国叙事与海外公众的重要桥梁。相较于跨境输出式传播，海外主体更容易以内部视角参与公共讨论，其表达往往具备更高的相关性、说服力与信任度。通过其参与，中国故事不再仅作为外来信息被接收，而是融入当地议题结构与公共话语之中。这种以海外主体为支点的在地化传播，使国际传播不止于跨文化传递，而真正实现价值与意义的落地转化。
国际传播主体的定位优化，打破了传统的线性传播和单线传播模式的局限。多元主体在有效的协同机制下，各归其位，可以更加有效适配复杂的传播环境需求，为国际传播协同机制筑牢前提基础。
国际传播主体的协作关系建构，是在主体功能定位优化基础上进行机制建设的关键一环。应立足数智时代国际传播的复杂需求与长远诉求，通过观念创新、制度设计、科学评价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多元主体之间的利害关系，持续深化协作关系，促进彼此互惠互利，同向发力。
1.强化系统思维。在传统国际传播实践中，国际传播主体往往以完成自身的特定任务或阶段性指标为工作目标，行动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和局部性特征。这种模式容易导致各主体之间存在信息孤岛和协作断层，使行动停留在形式性的并列推进阶段。在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国际传播主体要将自身行动纳入整体传播体系中，认识到每一项行动不仅服务于单一目标，更对整个传播网络的效率、连贯性和整体效果产生影响。系统思维的认知促使主体在规划、执行和评估过程中会更多关注跨主体的互动关系、资源配置合理性以及整体流程的协调性，使行动成为体系性运行的一部分而非零散任务的简单叠加。
2.强化战略思维。“国际传播不仅要响应当前国际舆论需求，还应预测未来趋势和潜在变化，从而提前谋划战略布局和应对措施。”各类传播主体要超越即时传播成效和阶段性指标的限制，将关注重点延展至传播体系的稳定性、延续性和累积效应，在决策和执行中充分考虑行动对整个传播网络的长期影响，包括策略调整空间及系统适应能力。同时，将行动置于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框架内，使联合行动具备kaiyun官方登录 开云网址持续优化、周期性迭代和稳健发展的能力，强化行动的战略性和前瞻性，为国际传播协作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认知基础。
3.强化逻辑思维。国际传播主体协作关系建立强调主体行动的一致性、关联性和节奏感，每个主体既是相应任务的执行角色，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协作体的任务设计、运行全部过程中。因此，不同的国际传播主体要实现“琴瑟和鸣”，就一定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来连接和规范。这种逻辑性的要求，不是关系建构的外在约束，而是提升整体效能、增强体系弹性和确保传播连续性的内在要求。通过逻辑思维、逻辑训练和逻辑认知的统一，推动多元主体形成自觉的协同机制，使行动趋向可持续化。
1.在明确分工中合作。在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国际传播实践中，不同主体在资源禀赋、专业能力与行动逻辑上存在显著差异，若缺乏制度层面的界定，主体协作极易出现职责交叉、权责不清甚至相互掣肘的问题。制度设计的首要任务，正是通过规则化安排明确各类主体在协作关系中的责任范围，使不同主体在整体传播体系中各司其职、协同发力。这种边界划分能够避免以往的僵化分工，在明确主责的基础上为协作预留空间，从而避免因分工模糊导致的内耗，摆脱对临时协调的过度依赖，转而在稳定分工的起点上持续推进国际协同传播。
2.在统一节奏下协同。协作关系的建构不仅取决于主体配置是否合理，更取决于多元主体在具体传播实践行动中步调一致，确保各要素、各环节顺畅衔接、集中发力。在缺乏统一流程规范的情况下，多主体参与往往呈现出节奏不一、行动断裂的状态，同时“媒介的议程效果发生的地理与文化背景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也会影响整体传播效果。科学的制度设计就是通过对议程设置、内容生产、传播实施与效果反馈等环节的流程化安排，使多主体行动在时间顺序上形成有序衔接。这种流程规范既降低了沟通与协调成本，也增强了联合行动的有效性，使国际传播不再依赖个别经验或临时调度，而能够以相对稳定的运行方式持续展开。
3.在一致目标下发力。相较于依赖项目推动或阶段性任务的协作方式，多主体联合行动的优势在于稳定关系框架下的持续发力。将稳定的主体关系构架内置于制度规则之中，不同主体在参与国际传播时能够形成清晰而稳定的目标预期，从而增强协同投入的持续意愿，使联合行动不易因人员变动、环境变化或短期目标调整而中断，有助于在长期运行中积累协作经验与制度信任。正是在这种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中，国际协同传播才能行稳致远。
1.坚持分类导向。虽然“国际传播本质上是由国家利益所驱动，传播效果的产生与国家战略主导下的传播能力建设是分不开的”，但若简单以“一把尺子”进行评价，容易造成功能贡献被遮蔽，进而削弱主体参与协作的内在动力。不同主体在角色定位、功能承担与行动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有的侧重价值引领与方向把控，有的承担内容转化与专业表达，有的则通过社会网络拓展传播触点。因此，评价体系应坚持分类导向，根据主体在协作关系中的功能定位，建立差异化、分层次的评价标准，使各类主体的协同行为都能在相应维度上获得合理确认。通过分类评价，引导不同主体在明确定位的情况下稳定融入整体传播结构。
2.坚持效果导向。正是因为“加强国际传播效能评价，制定评价指标和体系，能够更好地推动新形势下中国国际传播事业向高效、精准、科学的方向发展”。所以在强调分类的同时，还需关注国际传播的实际成效，但这种成效不应仅限于单一主体或单项行动的短期结果，而应着眼于国际传播所形成的整体效果。协作关系中的效果导向，重在考察多主体联动是否在议题推进、叙事延展与受众覆盖等层面形成合力，是否有效放大了单一主体难以实现的传播影响。通过将协作效果纳入核心评价指标，引导多元主体从各自完成任务到提升整体效能，推动国际传播走向系统运行。
3.坚持长远导向。国际传播的影响力塑造需要久久为功，具有明显的长期性与累积性特征，主体协作关系的稳固亦难以通过短期项目或即时反馈加以衡量。因此还应坚持长远导向，减少短期数据波动的影响因子，强化对协同机制持续运行能力的关注，强调关注协同结构是否保持稳定、协作主体是否形成长期合作关系以及协作经验是否得以制度化沉淀。通过长周期评价视角，引导多元主体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始终保持协作的战略定力。
国际传播主体协作关系的建构，旨在将多元主体由并列参与转化为有序联动，使各类主体在清晰定位的基础上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协同行动架构，从而逐步形成具有内在韧性与自我调节能力的协同网络。
国际传播主体角色定位优化与协作关系建构，为主体协同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但协同行动的长期持续和效能的提升还需要有坚强有力的资源保障。相较于角色优化与关系建构，保障机制更直接决定传播资源如何配置、传播内容如何生成、传播过程如何衔接以及传播效果如何放大。因此，有必要从平台支撑、人才支持与资源配置等层面，构建能够支撑多主体协同运行的保障机制。
1.资源高效整合。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内容资源、传播渠道、技术手段与数据能力通常分布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国际传播中交往关系的连接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技术与媒介的连接”。所以主体间的分散容易导致协同行动在启动阶段出现信息茧房，从而导致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通过建立集中化的平台，将各类资源纳入统一运行体系，实现内容、渠道与技术的有效整合，将新闻稿件、影像资料、互动活动等内容同步推送至多渠道，并对不同语言和地域的受众进行精准分发，从而实现资源互补与共享，保障各多元主体都能够在“中央厨房”的统一资源调配下开展协作。
2.信息互动共享。平台不仅承担信息汇聚与分发的功能，更通过流程设计和权限管理，实现多主体在同一运行框架下的系统联动。传统的行动往往表现为“多点并行”，各主体各自推进项目，缺乏有效衔接，容易造成重复投入和沟通障碍。协同平台通过标准流程、任务分配和协作工具，将各主体的行动整合为可视化、可追踪的系统运行。设置统一的项目管理模块和跨部门审批机制，内容生产方、传播执行方及效果评估方可以在同一界面进行信息交互、任务更新和数据共享，从而显著降低沟通成本，提高协同效率。
3.即时反馈调节。现代国际传播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传播效果受受众偏好、舆论环境和媒体算法等多重因素影响。平台通过数据监测、舆情分析和效果评估功能，为行动提供实时反馈，使各主体能够根据实际效果动态调整策略。举例而言，当某项传播内容在特定地区或社交媒体上传播效果不佳时，平台可提供点击率、互动量及舆情态势分析报告，使相关部门及时优化内容形式、调整投放渠道或重新制定传播计划。通过这种闭环管理，使平台具备持续优化能力的系统性运作，有助于形成长期、稳定且高效的国际传播能力。
1.突出综合能力。传统国际传播的人才培养往往侧重语言能力、新闻业务或国别区域知识等单一维度，难以适应协同传播对复合型能力的要求。但当今“国际传播人才应具备跨学科的、综合的、有精通领域的知识涵养，即‘国际传播知识＋通识科学知识＋通识人文知识＋各领域专业知识’”。锻造国际传播复合能力的首要任务，在于打破技能壁垒，将系统化思考能力、跨文化对话能力、协同化协作素养与数智化传播技术进行有机整合。通过跨专业的综合能力培养，提高多模态传播生态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提高复杂传播环境下多元主体间沟通协调能力，以及前沿技术应用与创意转化能力，为多主体协同机制提供稳定的智力资源保障。
2.突出知行合一。多主体协同能力的养成不能仅限于纸上谈兵，而应深入真实、动态的国际传播实践场域。适配性的国际传播人才培育应通过多样化的实践锻炼，在互动中积累协同经验、形成合作惯性。通过实践，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得以转化为稳定联结，协同机制也在反复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与优化。在实践中熟练掌握协同的方法与工具，同时锻造解决复杂问题的多项思维，形成应对困难与挑战的思维惯性和行动自觉。
3.突出生态拓展。国际传播协同涉及多元、跨地域的主体，这就要求人才培育体系本身必须是开放的。协同保障机制应积极构建“政产学研用”多元参与的培育网络，为国际传播主体创造多样化的培训机会，邀请政府主体、媒体机构、社会力量及海外合作伙伴共同参与到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培训当中。营造这种开放的育人生态环境，使培训体系持续吸纳前沿理论知识和实践智慧，保持与协同生态的同步演进，紧跟国际传播的前沿需求，形成理论与实践相互滋养、协同进化的良性循环。
1.有序流动。国际传播所涉及的资源类型复杂多样，包括内容资源、平台资源、技术资源与渠道资源等。若缺乏系统统筹，不同主体往往围绕各自掌握的资源独立行动，难以形成有效联动。资源配置体系强调从战略传播体系建构出发，对不同类型资源进行协同布局，使其在功能上形成互补关系，而非简单叠加。通过明确各类传播主体在资源体系中的位置与功能，推动资源要素在协同结构中有序流动，从而避免因资源错配而产生的内耗问题。
2.绩效驱动。在协同机制框架下，资源配置是引导主体行为的重要激励手段。协同导向的资源配置，核心在于将资源支持与主体的协同行为、评价机制相挂钩，让积极嵌入协同体系、有效履行协同角色的主体获得相应回馈。通过这一机制，资源分配不再单纯依据行政层级或主体规模，而更多取决于其在协同结构中的实际贡献，进而形成稳定的合作网络。
3.动态适配。国际传播保障机制的稳定运行，有赖于资源供给的连续性与动态性。若资源配置高度依赖临时项目或阶段性安排，保障机制便难以在长期中维持。配置体系强调通过形成动态适配的供给机制，使协同主体能够在明确预期下开展长期规划与合作实践，增强资源配置的持续性与稳定性，摆脱短期动员逻辑，为系统化、常态化运行持续助力。
国际传播协同主体稳定关系的建构与维系，非一朝一夕、一事一地的短期行为或临时起意，要形成稳定的协同机制和高效的效果，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平台、人力和资源予以支撑，从而推动国际传播走向可持续、自适应的良性生态。
在构建战略传播体系的大形势和背景下，建立健全国际传播主体协同机制越发显得关键，直接影响国际传播效能的大小强弱。从宏观视角看，国际传播主体协同机制建设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应对现实挑战，而在于为复杂传播环境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一种长效化的方案，通过将优化后的协同主体内嵌于协作关系之中，配之以健康的保障机制，使国际传播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面向未来，随着技术条件、传播生态与国际舆论格局的持续变化，国际传播主体协同机制将处于动态演进之中，其运行形态有待在实践中反复验证、理论创新中不断深化。
本文系2023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健全网络文艺综合治理体系的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3YTA0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周建新系山西传媒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赵子恒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2024级博士研究生
张小凡、黄国彬、张家烁 国外主要学术出版机构人工智能政策的主题结构与制度建构——基于BERTopic的文本分析(精编版)
